水利绿色发展机制的构成包括水利绿色发展合理化开发机制、高效化利用机制、生态化输出机制。合理化开发机制主要是通过政府约束行为来控制水资源开发量起作用；高效化利用机制则是通过技术、观念、和制度等手段发挥作用；生态化输出机制主要依托制度和水利自身发展发挥作用，它们相互影响、相互作用。
一、合理化开发机制
1.水资源开发阶段划分
从水源变化角度看，水资源开发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地表水开发。在人类社会初期，对水资源的认识浅薄，只是为了生存而开发水资源，使用的措施较为简陋。
第二阶段是地表水和地下水开发。早在先秦时代，人们就已经开采地下水作为灌溉水源。第三阶段是地表水、地下水和非常规水源开发。其中非常规水源主要包括海水淡化、再生水利用、雨洪水等。
从水资源开发的去处看，水资源开发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原始开发阶段：逐水而居。以黑河流域为例，从新石器时代到春秋战国时期，流域内主要是游牧民族，主要依靠水、牧草过着游牧生活，逐水而居，对农田水利尚无开发的需要。
第二阶段是农田水利开发阶段：取水生产。从农耕文明开始，中国形成了南稻北粮的生产格局，并逐渐开始了对农田水利的需求，开渠引水，用以发展种植业和畜牧业。
第三阶段是多功能综合开发阶段：耗水发展。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经济水平的提升，人类对水资源的依赖程度逐渐增强。各行各业几乎都离不开水资源，农田灌溉、居民生活、工业生产、水利发电、观光旅游等。社会经济发展依赖于消耗水资源而取得进步。
第四阶段是合理化开发阶段：适水生态。地表水的无序开发和地下水的过度开采，带来严重的生态破坏，如气候变化、土壤盐渍化、物种多样性减少和环境地质效应，如地下水位下降、地面沉降、地裂等。
我国地域广大，各流域处于不同的生态类型区，水资源开发程度也不尽相同，生态系统对水资源开发利用的反应也各有差异。半干旱和干旱的北方地区生态用水问题更迫切，水资源过度开发现象更普遍、后果也更严重。
在这种背景下，我们需要重新审视水资源开发方式、开发强度和开发结构，坚持以水定城、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产的原则进行适水生产。
2.合理化开发机制
在分析水资源合理化开发机制前，要首先明确从供水到用水的内部联系和外部影响。具体而言，供水和用水的内部联系主要有三个方向，一是用水户对供水源有胁迫作用，供水源受到胁迫后可以约束用水户的行为，进而减轻对供水源的胁迫，两者之间形成负反馈机制。
二是供水源可以支撑用水户的发展，用水户发展之后可以优化水资源开发系统，并进一步提高对用水户的支撑能力，进而在两者之间形成正反馈机制，三是正负反馈机制的交互作用下，更为复杂反馈形式。外部影响主要是受社会要素、经济要素和政策要素的综合作用。
中国水利绿色发展的实现与内部联系和外部影响有着密切的关系，从实际情况看，区域范围内的资源禀赋、产业结构、知识性禀赋影响了水资源开发。结合社会要素、经济要素、资源要素和政策要素的分析，水资源的开发中不同要素各自承担这不同角色。
以知识禀赋、技术进步、城镇化率和人口密度等构成的社会要素作为水资源开发的行为动机，为产业结构、人均GDP构成的经济要素提供了源动力。
社会要素对以环境规制为主的政策要素的影响主要表现为良好生态环境的需求和生态破坏的制约。从全国层面看，社会要素对水资源利用既有正向作用，又有负向作用。由于社会发展地区差异，科技进步、城镇化率、人口密度和居民受教育水平均会不同。
社会要素的正向作用一是来自于科技进步，社会节水技术的提升，进而节约了水资源，降低了水资源利用量，从而使其被控制在限制总量范围内。二是城镇化率的提高，通过提升城市的规模效益进而提高区域用水效率。
三是人口密度。人口密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人口对水资源的需要，包括直接饮水等生活用水的需要，还有对于水作为中间要素的产品的需要。人口密度的提高可以减少水利基本设施建设的边际成本，也就是说等量供水设施可以被更多的人共用。
当然，如果人口密度过大，也会给水资源承载力带来威胁。负向作用来自教育水平的提升，随着居民教育水平的提升，在现代文明下对生活质量有了更高的要求，如沐浴、高耗水产品的需求提升，引起人均用水量的上升。
水资源开发在以教育水平、科技水平、城镇化率和人口密度为主的社会要素，以产业结构、人均GDP为主的经济要素，以环境规制为主的政策要素的共同作用下，通过基于自身水资源禀赋条件、生态约束的供水能力，基于社会行为的需水总量控制，基于制度建设的政策规制，共同组成了水利绿色发展中水资源合理开发的实现机制。
在机制运行过程中，要注重按照“把水资源作为最大的刚性约束”的要求，调整人的行为，纠正人的错误行为，遏制水资源过度开发利用。首先要明确各流域、各区域的可用水量，在地下水超采区要减少地下水用水量，高效利用地表水，适当增加其他水源供水量；其次确定务实管用的用水定额标准；三是以水定需，抑制人口、城市和产业发展中的不合理用水需求。
二、高效化利用机制
水资源的高效化利用是水利绿色发展的重要环节，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水资源的高效利用可以节约水资源量，进而降低需水量，从而能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对水资源的开发强度。
另一方面，水资源的高效利用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环境质量。水资源高效利用效率的提升可以从工业水资源高效利用、城市水资源高效利用和农业水资源高效利用三个重要方向展开。
2019年4月，国家发展改革委、水利部联合印发《国家节水行动方案》，全面实施国家节水行动。通过实施总量强度双控、农业节水增效、工业节水减排、城镇节水降损、重点地区节水开源、科技创新引领六大行动，提高各领域、各行业用水效率，增强全民节水意识。从实际情况看，区域范围内的资源禀赋、产业结构、知识性禀赋影响了水资源利用。
结合社会要素、经济要素、资源要素和政策要素的分析，水资源的利用过程中不同影响要素各自承担这不同角色。社会教育水平主要影响居民的节水意识和对节水技术的采纳程度，一方面，教育水平高节水意识可能相对较强，从而自觉节水行为或积极采纳节水技术。
但另一方面，教育水平的提升也可能会带来家庭需水量的增加，所以用水定额量化也应考虑。很显然，社会要素中的教育因素需要在提升全民节水意识上发挥作用才能对水资源高效利用带来积极作用，而不仅仅是使其追求更好的生活而导致不必要的水资源浪费。
科技进步因素直接影响用水效率的提升，节水工程建设、节水设施配备、非常规水利用技术等都离不开科学技术的支撑。科技进步因素是水资源高效化利用的支撑力量。研制和采用先进的节水工艺、技术和方法，同时加快节水工程和设施建设，在加强供水管网监测和改造，降低运输过程中的漏损率。
水资源禀赋对水高效利用的驱动主要通过行为主体表现出来。地区水资源禀赋丰沛，可能会导致用水户难以意识到水资源的稀缺，从而忽略节水行为。
相反，地区水资源的相对稀缺，会倒逼政府出台相应措施，同时用水户也意识到水资源短缺，用水成本上升，促使水资源利用效率的提升。经济因素对水资源利用效率的作用主要体现在需水量变化、对节水工程的投入和节水技术研发投入，进而影响水资源利用效率。
城镇化和人口对水资源高效利用的作用主要表现在规模优势方面，即城镇化和人口密度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区域水资源优化配置。但城镇化对产业的重构也有可能导致用水需求增加、水污染加剧等问题，从而促使水资源高效利用。
环境规制是从政府层面对水资源管理采取的措施，政策措施通过以上政策激励或政策约束作用于水资源效率的提高，如水资源统一规划、定制水价，水资源税、节水补偿等。
三、生态化输出机制
生态化输出是水利绿色发展正外部性的表现之一，主要指水利活动中绿色行为而产生的水环境改善、水生态修复以及居民生活环境的改善。通过优化产业结构和用水结构进而促进水利的生态化输出。生态化输出的实现可以有以下几种优化措施。
①通过加大向成本较高的治污技术的经济投入；②调整产业结构，适当限制高耗水的劳动资源密集型产业，鼓励发展技术-知识密集型的节水高效产业；③将由于高效利用而结余的水资源转而投向生态，改善生态环境。
结合社会要素、经济要素、资源要素和政策要素对水利绿色发展的影响作用，水资源开发利用的生态效益与区域范围内的资源禀赋、产业结构、知识性禀赋、政策规制紧密相关。资源禀赋与环境容量是生态效益输出的首要前提，产业结构对区域水资源承载力和环境消纳能力产生制约作用。
反过来，资源禀赋和环境承载力也在一定程度上规制区域发展规模、方向和产业结构布局等。知识禀赋中的教育程度对生态化输出的作用主要是通过居民对美好生态环境的需求，倒逼政府、企业实施生态修复和环境保护措施。
知识禀赋中的科技进步因素对水生态效益的提升起到支撑作用，如人工湿地、生态沟渠、生物景观塘等水环境治理技术，河道内栖息地加强技术、生态清淤技术、生态清淤技术等生境修复与生物多样性保护技术，生态需水控制、生态调度控制等环境流调控技术对水生态效益输出产生了积极作用。
除此之外，水污染治理相关技术的应用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水生态效益的输出。政策规制在现阶段是水生态效益输出的主要推动力，在水生态治理、流域生态补偿、水生态功能区水质等方面承担着重要作用。
四、总结
水利是社会、经济和生态连接的重要纽带，水利绿色发展是一个受多种因素影响和制约的复杂动态系统，其实现需要水资源合理化开发机制、高效化利用机制、生态化输出机制的相互配合。水利绿色发展的有序进行离不开有效的监管机制，所以常规化监管是水利绿色发展的制度保障。新时代水利绿色发展必须创新监管机制，并将其作为核心内容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