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两宋，民间势力或与国家合作兴办水利，或独资兴建水利，这其中既有自身利益的驱使，也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的激励，亦有提高自身地位以及社会威望的需求，多种动机夹杂在一起，促使他们投身于地方水利事业，他们在水利兴建工程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宋代民间势力参与兴建水利的事例极为繁多，遂，所选史料不仅限于浙西路，亦涉及其他地区，旨在说明，民间势力参与兴建水利工程，并不仅仅是浙西路独有的现象，放眼两宋其他地区，也大多如此，而浙西路不过是宋代水利社会的一个缩影罢了。
一、民间势力与国家联合兴建水利
两宋水利事业的兴办，出现了国家与民间合作或民间独资修建水利的方式，这极大促进了水利事业的发展。
大中型水利工程的建设需要极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一般而言，只有国家有能力主持兴建，民间势力并不具备这样的势力，因而，在大中型治水活动中，国家占主导地位，不过，并不排斥民间力量的参与，遂会出现民间势力和国家联合修建水利的情况。
在浙西路，民间势力与国家联合兴建水利的例子屡见不鲜。在开浚华亭等处沿海三十六浦的过程中，国家负责措置钱谷，民间负责出力，国家与通力合作，共同兴建水利。
昆山县四浦疏浚工程，由国家负责支出钱米，并派官员监督，民间受利人户则负责出力，官民合作，共修水利。绍兴二十八年八月二日，赵子潚上奏说：“子潚等契勘，昆山县四浦工力不多，乞止用本县食利人户，支给钱米，委本县官监督开浚。”
秀洲的置闸工程，由国家倡办，民间则负责出钱出力。乾道二年，知秀洲孙大雅言：“州有柘湖、淀山湖、当湖、陈湖，支港相贯，若于诸港浦置闸启闭，不惟可以泄水，而旱亦获利。然工力稍大，欲率大姓出钱，下户出力，于农隙修治之。”民间百姓，凡水利受益者，无论上户还是下户，都会在水利兴建过程中有所付出。
还有一种合作方式是，国家委托民间管理水利。在这种方式下，官府是水利工程建设的出资方，水利工程修建完成后，亦常遇到河道淤塞等问题，而国家没有办法时常关注，遂会借助当地有威望，有实力的民间势力负责后续维修工作。可见，对于堤岸、陂塘等小型的水利工程的日常管理工作，会由近水受益之家负责，这样不但可以减少国家对民间的骚扰，还能提高效率。
除了浙西路外，其他地区也出现了很多官民联合兴建水利的现象。余姚县海堤的兴建是由国家与民间共同合作完成，其中，县政府负担了一小部分资金，即四千二百余钱，县之士夫和乡人等民间势力则承担了一大部分资金，即三百万。
象山县的朝宗石，亦是由官民联合修建完成。朝宗石创建于元祐元年，绍兴年间，宋砥任象山县令，计划重新修整，无奈公私窘匮，财政匮乏，所以，宋砥号召耆老，希望他们能出资援助，完成此次工程的兴建。
经过探讨，决定先由耆老们筹资，其后，由官府负责组织，通过贩卖灰壤、竹头、木屑等特产的方式，赚钱兴修水利，“岁时之久，得钱三百万有奇。不费于公，不取于民，而仅以足用。”
在当地官府和耆老们的共同努力下，最终完成了此项工程。隆兴年间，赵彦逾任象山县令，当地人请求重修朝宗石，于是，官府承担了一部分兴修水利的费用，民间势力负担了剩余部分的经费，其中，民间部分“粒一十四斛有奇，稻一十一斛有奇，皆庵僧募于好施者。”
泗州护城堤也是在官民的联合努力下才修建完成的。景祐年间，泗州泗守张侯治淮，准备修筑护城堤，因原来的堤岸破旧所以打算扩建，“度为万有九千二百尺，用人之力八万五千。”
泗州人民听说后说，“此吾利也，而大役焉。然人力出于州兵，而石出乎南山，作大役而民不知，是为政者之私我也。不出一力而享大利，不可。”于是，民间“相与出米一千三百石，以食役者。”堤成，高三十余尺，堤坚石固，抗暴备灾，民享其利。
二、民间力量参与水利事业的动因
有很多民间力量参与水利兴建活动，然而，又有何种原因，促使他们奉献如此之多的人力、物力、财力，积极投身于水利事业的建设当中呢？民间力量参与水利事业的动因是多方面的，具体分析如下。
1.自身利益需求
自身利益的需求是民间势力参与水利建设的动机之一，他们出钱、出力，亦有人捐余俸，尽己所能投身于水利事业，对社会做出了极大贡献。如范武，“邑士范武倡为义役，捐以助修筑。”如李宏，更是为修建木兰陂付出自己的全部家财与生命。如“食利之民”，也参与水利活动，其中富裕的上户和中户出钱出米，较为贫穷的下户出力，共同兴建水利。可想而知，民间势力为兴修水利，付出了极大的心血与金钱。
首先，部分民间势力之所以参与兴建水利，是因为他们是水利工程修建完成后的直接受益者。其中，有很多民间力量是在国家的倡导下，加入到水利工程的修建当中。宋代，在水利工程的修建过程中，民夫征调以及资金筹集大多来自于受益人户，国家把水利工程受益人户的利益和责任联系起来，极大的调动了受益人户参与水利建设的积极性。
仁宗嘉祐年间，宜兴邑尉阮洪“深明宜兴水利。方是时，吴中水，洪屡上书监司，乞开通百渎。监司允其请，遂鸠工于食利之家，疏导四十九条，是年大熟。”在邑尉阮洪带领，食利人户参与了疏导宜兴四十九渎的水利工程，一句“食利之民”点出问题的关键所在。
仁宗年间，两浙提点刑狱使宋纯，谋划在本路兴建水利设施，他向国家建言，工程建设需要的“方下本属州军计夫料、饷粮，设法劝诱租利人户情愿出备”。这里的“租利人户”，指的是收租食利人户，即农田主，他们亦是水利工程完成后的实际受益者。
乾道六年十二月，监进奏院李结献治田三议：一为务本，二为协力，三为因时。其后，工部认为三议妥当可行，但工程浩大，遂令有田之家按田地数量出资修筑，“但工力浩瀚，欲晓有田之家，各依乡原亩步出钱米与租田之人，更相修筑，庶官无所费，民不告劳。”
此外，还有还有些水利受益人户，自觉参与兴建水利。一些较为富裕的民间力量，他们在当地占有较多的土地，而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因此，修建水利关乎他们的切身利益，所以他们比其他人更关心水利事业。
如钱侃修筑东湖塘，有一部分原因是族人在湖边多有田产，此举可以直接造福子孙，使自己的族人和后代获得极大利益。如余彦诚，他兴修废堰，不但能灌溉邻里良田，关键是还能灌溉己田，“彦诚用家钱百万修废堰，潴源水，遇旱岁，无高下彼我均浸之，邻里沾足。”
余彦诚花百万家资兴修水利，可见，他为当地一富户，家境充裕，颇有家财，在当地当有众多田产，修建废堰，首要获利者即为他本人。还有参与修建木兰陂的十四家，他们皆为“食陂之利者”，是木兰陂建成后的直接受益人。
其次，参与兴建水利的民间势力，还能获得国家的额外奖励，这亦刺激一部分民间力量投身到水利工程的兴建当中。如与李宏一起参建木兰陂的十四家大姓，就因捐钱修陂而受到国家嘉奖。元丰四年，宋神宗将陂田四百九十亩七分赏赐给十四家，并免其粮差，永为圭田，昚乃世守。十四家因参建木兰陂工程，获得了四百余亩“不科田”，获利颇丰。
可见，在自身利益需求的刺激下，很多民间势力出钱、出力，付出了极大的心血与金钱兴建水利。
2.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亦是民间势力参与水利建设的动机之一，他们投身于水利事业，为社会做出了突出贡献。
首先，宋代士人在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的刺激下，积极参与水利建设。鉴于前代藩镇割据的局面，北宋建国初期，就制定了崇文抑武的基本国策，对武人防备甚严，重文轻武。同时，两宋还极为重视科举制度，因而，民间非常重视教育，读书中举几乎成为每个个人和家族的奋斗目标。
两宋文臣通过科举制度中举作官，成为官僚阶层的主要构成部分。因此，在科举的影响下，宋代士人大多是集学者、官僚、文士为一体的复合型人才，即士大夫，他们常常拥有极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不但胸怀天下，亦关怀乡土。
他们有些是隐居、退休或者丁忧而居住乡里的官员，有些是在朝为官心怀家乡的在职官员，有些是乡居士人，有些是未仕士人，这些士人多品德高尚，在当地有极高威望，如陈亢在当地颇具盛名，时人邹公浩赞扬他“仁义之声，飞驰东南”。如陈纬，“复捐廪以赈饥，给药以济病。人呼为陈义士。”
这些投身于地方水利事业的士人，对乡土有着真挚恳切的关怀，这种感情，超越了个人利益与家族利益，展现出济助世人的高尚情怀，他们是地方的楷模，为了乡里民众的全局利益，积极投身于地方水利事业，造福乡里。
如，婺州士人潘好古，他出资重修西湖旁的两个废塘，但“时公未尝有寸田居其间”，潘好古在废塘附近并无半寸土地，可想而知，他此次修塘并不是为谋个人私利，有人问他出资修建废塘的原因，他回答说，“乡邻安则吾安矣”。
可见，潘好古出资重修废塘，不是为谋私利，而是为了灌溉乡里良田，造福百姓。还有湖州士人刘定国，关心民众，见平辽、尚吴二渎和李氏埭，年久失修，家乡常遭水患，为百姓安居乐业，于是，他率乡人修筑水利。由此可见，以潘好古、刘定国等为代表的乡居士人，参与兴建水利事业，并不是为谋个人利益、沽名钓誉，而是关怀乡里，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有意造福于民，福泽乡里，实为地方表率。
其次，普通民众在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的刺激下，亦积极参与水利活动。这些民间势力，虽不是士人，但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亦使他们投身于伟大的水利事业，如钱四娘，虽非士人，亦非莆田本地人，在莆田更无任何田产，可想而知，她四处募捐、倾尽家财修建木兰陂，并不是为个人私利，而是为了莆田民众的整体利益。她不忍莆田民众饱受水灾之苦，遂坚定不移地投身于莆田的水利事业。
提高社会地位及社会声望亦是民间势力参与水利建设的动机之一，他们兴建水利，造福乡里，为社会做出了突出贡献。
宋代建国后，鉴于前代藩镇控制财政的现象，实施地方财政收归中央的策略。地方政府征收的酒税、商税等赋税，每年按一定比例上交中央，而地方只留固定的一小部分支撑正常运转。中央政府通过实施财政中央化政策，把持全国各地财富，出现资源独占的局面。
大量地方财富被源源不断地运往中央，造成地方财政压力过大，负担较重。在地方财政资金极为紧张的情况下，地方政府一般很难展开水利建设，这就为民间势力参与到水利活动提供了机会。
总结
民间势力就此机会参与水利事业，提高了他们的社会地位和威望。如参加木兰陂兴建的十四家大族，“子孙继是役者，年有酬劳，日有食钱，盖以先世有功于陂，故特加优厚，宏治间，邑人御史周进隆疏于朝，檄下，本府县春秋祭宏，十四人者皆得与享云。”
木兰陂建成后，十四家大姓的社会声望、社会地位得到了极大提高，并负责轮流巡视和修治木兰陂工程，变成了木兰陂的实际管理者和领导者，并且，这项权利还世代相传，十四家的子孙后代依然享受这个权利，甚至到元明清时期，十四家的子孙后代，在莆田依然有着较为强大的社会号召力和影响力。
可见，民间势力通过组织、参与地方水利事业，有助于他们提高自身或家族的社会地位以及社会威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