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省情宏观决策

 

　　云南多山，山地占国土面积的88.6%，水资源缺乏且分布极不平衡，加上气候影响，历史上旱涝灾害不断。据《云南省志·水利志》载，云南受印度洋季风和太平洋季风的影响，干湿季节分明，每年5至10月为雨季，降水量约占全年的85%；11月至次年4月为干季，降水量占全年15%左右。冬春干旱，易发生且影响范围较广的自然灾害；而到雨季，短历时、高强度的暴雨常造成洪涝灾害和水土流失。此外云南不同地域间水资源差异巨大，南部边境一带为全国少有的多水区；滇中及其周围，包括楚雄、昆明、玉溪、大理、红河等州市一些坝区和河谷地带水资源较少，是全国最严重干旱的地区之一。

 

　　清道光六年（1827年）吴修刻印《昭代名人尺牍》收录的鄂尔泰手迹

 

　　在农耕社会，云南水利建设逐渐成为发展生产、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基本措施之一。清雍正四年至九年（1726至1731年），云贵广西总督鄂尔泰主政西南，通过调查研究，认识到云南“地方水利为第一要务，兴废攸系民生，修浚并关国计”，因而采取各种措施大力建设云南水利，促进地方社会经济发展和民生保障，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

 

　　鄂尔泰在江苏布政使任上，就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治水思想：凡可以造福百姓的水利工程，不论大小，都应悉心经理，但应该有重点，有步骤进行：“河路甚多，若必尽待帑金，势难遍给”，应多方筹措经费、全社会共同兴修水利。清雍正四年（1276年），鄂尔泰履任西南，根据调查所得，撰写了《兴修水利疏》《修浚海口六河疏》《临安修河教》等兴修水利的重要对策，指出云南跬步皆山，田少地多，水资源分布不均，旱涝灾害不断。受此制约，云南民众“耕于山者不富，滨于水者不饶”；一旦受灾，则米价腾贵，“竟有每石贵至十两、十五两者”。鄂尔泰针对云南地理、气候等自然条件，提出水利建设方案：滇省为山多水少之区，水利尤需调剂，其缺水之地，应设法寻找水源，疏通灌溉；而有水之地，又须注意雨季山水涨溢，冲坏田亩。无论江河沟渠，各方官员都应因势疏导，尽力开通。

 

　　深入调查因地制宜

 

　　云南各地水利条件及存在的问题各异，鄂尔泰除命各属官员查明当地水利情况并绘制全图上报外，还实地调查，掌握第一手资料，在水利建设中做到因地制宜，精准施策，有效解决水利建设上的难题。

 

　　鄂尔泰认为，水利和水害两个方面都要重视，“水利既不可失，而水害又不可不防”。他命云南粮储水利道副使黄土杰，在昆明及附近区域实地踏勘，广收材料，总结经验，绘图并详细解说治理盘龙江、金汁河、银汁河、宝象河、马料河、海源河6条河流的利害得失，撰成《云南省城六河图说》，作为滇池地区农田水利建设的重要指导文献。

 

　　昆明滇池为昆明、呈贡、晋宁、昆阳等州县众水汇聚之区，而海口大河又为池水泄泻之要道，稍有淤塞，沿海田亩即遭淹没。因大河南北两面俱山，有箐水入河，每年五六月间，山洪暴涨，沙石并流，冲入大河，而受水处河身平衍，易于壅淤。鄂尔泰命黄士杰等官员议修，经勘察地形、咨询舆情后，决定在南面开一子河，使沙石不能停住淤塞海口大河。鄂尔泰亲自坐船到海口巡察，用竹竿测试水深，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决定开挖海口一埂二滩，使滇池水宣泄无阻，灌溉条件大为改善，沿岸田亩也不再有海水漫溢之害。

 

　　在东川府城北蔓海一区，宽长二十余里，地本肥沃，因积水难消，弃置已久。鄂尔泰经过实地踏勘，于雍正五年（1727年）命黄士杰“新开左、中、右三河，建筑坝闸，汇矣里河、鱼洞入金沙江，垦作渐兴”。在临安府建水州南庄一带，田地甚多而无活水灌溉，靠天吃饭，若无降雨，秋收无望。附近李浩寨山腹之中有泉一股，常闻水声，昼夜不息。雍正七年（1729年），知州祝宏曾组织人员挖掘，不能疏通。鄂尔泰得知此情后，经调查研究，下令用谷糠填入泉眼，向下寻找谷糠，终于发现河流走向，成功开挖大渠。周围一带田地得以灌溉，百姓都能受益。

 

　　云南省城六河图说之海源河

 

　　社会动员共同参与

 

　　鄂尔泰在江苏任职时，就实践总结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治水方法：首先，凡是挑浚官河（对运河进行清除淤塞，疏挖开通）一切工费由政府承担。其次，挑浚城河及市镇之河者，则根据河身长宽，以河两岸居民每户照其基址各浚其半，不靠河者量力协助，鳏寡孤独给予优免。至无民居的间隙之地及筑坝戽水、拆屋砌岸等所需工费，可劝令地方富户量力捐输，但不许勒派。第三，河畔田地，高田挑浚，借水之利，低田圩岸，驱水之害，由官府劝令田主佃户合计，根据利害关系分别承担。这些做法，权责分明，利益合理分配，因此社会各界会踊跃参与，使大小水利工程次第修竣。鄂尔泰在云南建设水利，即照此方法推进。

 

　　为了支持兴修水利工程，筹措水利经费，鄂尔泰曾多次带头捐资，以为倡导。如雍正九年（1731年）七月，鄂尔泰捐资召集民工开挖曲靖府古水峒，水道得通，南宁（今曲靖市）、沾益、陆凉（今陆良）、平彝（今富源）4州县百姓都能享用其利。

 

　　为解决水利经费不足的问题，鄂尔泰还将水利建设后增加的田亩（过去因常遭水淹、积水或久旱而不能耕种的土地）变价，充作水利经费。雍正八年（1730年）正月，寻甸州之寻川河子河开挖成功后，两岸涸出田地2万余亩，以一半赏给参与修河的民夫耕种，照章纳粮，另一半由附近居民出钱购买，永为己业。

 

　　据不完全统计，雍正年间，云南省9个府20多个州县扩建、改建、重建和新建的灌溉、防洪除涝、湖泊治理、河道航运等各类水利工程共计82项，占清代云南水利工程总数276项的30%（载于《新纂云南通志》）。其中大部分效益显著的工程，多得力于鄂尔泰，不少在今天仍发挥作用，民享其利。

 

　　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鄂尔泰在云南大力兴修水利并注意完善水利制度，确保水利设施在农业生产的民生保障等方面长期发挥作用。

 

　　设置水利官员，责任落实到位。鄂尔泰认为水利建设非比寻常，必须委任专员办理水利，明确职责，使水利建设事业不致半途而废。雍正九年（1731年），鄂尔泰上奏朝廷，以云南全省有水利的地方，各级各类官员，都加水利职衔，明确责任。清廷“议准云南各州、县凡有水利之处，将同知、通判、州同、州判、经历、吏目、县承、典史等官，皆准加水利职衔，境内河道沟渠，责令专理”。至此，清朝水利事务由过去只由朝廷的工部、行省的粮储道、管河道管理，变为上至朝廷，下至州县，均有专职水利官员，各负其责，从而将水利建设落到实处。这一重要举措对西南水利事业的进步和发展起到重要作用，并对以后地方水利机构的设置，产生重要影响。

 

　　对于获利甚多、影响广泛的水利工程，奏请朝廷确定专项经费，保障建设维修。如昆明滇池海口岁修银200两，昆明六河岁修银800两，经批准动用盐道衙门合秤银作为兴修水利经费，用则报销，不用则存贮，以备大修之需。省内各重要水利工程建设维修亦照此项制度执行。

 

　　制定村规乡约，保障地方水资源分配和水利工程维护。临安府建水州李浩寨渠开挖成功后，为了管好该渠，充分利用水资源，鄂尔泰酌定规条，并与百姓立约，各村每至播种之候，按规定时刻挨次引水，由政府官员监督，地方豪强不得阻碍干扰；其岁修沟堤，由各有田之家承担，不得推诿。

 

　　治水思想值得借鉴

 

　　鄂尔泰关于云南水利的思想，今天仍然值得我们借鉴。

 

　　首先是深刻认识到水利对于农业、农村、农民的极端重要性，特别是在跬步皆山、山多水少的云南，水利建设更是“要务”“急务”，丝毫不能放松。200多年过去了，今天云南的地理环境、自然条件并无大的变化，水利仍旧是农业的命脉，水利建设仍然在农业农村工作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只有长期不懈地狠抓基本农田水利建设，才能为农业丰收创造基本条件。

 

　　其次是鄂尔泰熟谙云南地形，提出既要注意在无水的山区寻找水源，疏通灌溉，又要注意在有水的坝子疏浚河流，以免沙漩水溢。这一辩证思想，对今天云南水利建设仍有借鉴意义，在山区应当多修引水灌溉工程，以便雨时蓄水，旱时引水；在坝子则要注意疏浚，使河道通畅，便于宣泄，以免洪水漫溢，淹没田亩。

 

　　三是鄂尔泰提出的多方筹措水利经费，全社会共同兴修水利的办法，仍然值得参考。水利是全社会共同的事业，农民更是直接受益者，而国家财力有限，不可能全部包办水利工程建设，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出资，社会赞助，农民出钱出力，是一种切合时宜、行之有效的办法。只有调动起全社会兴修水利的责任感和积极性，保障农业丰收，社会安定才有可靠的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