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胡桢（1897.7.12—1989.10.13），浙江嘉兴人，水利专家，中国现代水利工程技术的开拓者，中国水利工程学会的组织者和执行者，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水利部原顾问、一级工程师。
投身水利
1897年7月12日，汪胡桢出生于嘉兴南门饭箩浜（现在的帆落浜）一个贫苦家庭。5岁进私塾，读完高小一年级，直接报考嘉兴府中学堂，以文科（后文实科合并）第一入学高中。
1915年（民国4年）3月15日，河海工程专门学校正式开学。这一年汪胡桢从浙江省立第二中学校（现浙江省嘉兴市第一中学）毕业，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南京河海工程专门学校，师从水利学家李仪祉。
有一次，李仪祉他给大家展示了一片水体的模型，他对旁边对学生说：这片水体，外语叫说外语是Reservoir，意思是储蓄处。在我国古书叫陂或塘，都是单音节字，叫起来不顺嘴，你们可思考一下，为它取个双音节的名字，请同学们取个名字。
当晚，汪胡桢辗转反侧，忽然灵光一现“水库”。随即占七绝一首：从来粟米聚成仓，而今雨水也入库。蓄潦济旱能发电，五谷丰登百工富。
第二天，汪胡桢把“水库”译名，报告了李仪祉。
李仪祉大悦。他说自己也曾想到“水陂”两字，但嫌它不通俗，“水塘”又似乎规模太小，现使用“水库”为Reservoir的译名最妥。“水库”一词，从此沿袭，全国通用。
1917年（民国6年），南京河海工程专门学校毕业。
1918年（民国7年），应聘到北京到全国水利局暂署主事。不久，在全国水利局留职，去河海工程专门学校任教。
1920年（民国9年），入美国康乃尔大学，学习水利发电专业。
1923年（民国12年）1月23日，奉大总统黎元洪照准，沈祖伟（河海学校第三任校长）和李仪祉、汪幹夫（汪胡桢）三位先生，被授予五等嘉禾勋章。同年，汪胡桢获康乃尔大学土木工程硕士学位，毕业。
1924年（民国13年），在全国水利局调任为技士。同年，汪胡桢在美实习结束回国，受南京河海工科大学杨孝述校长邀请，到河海任教，讲授水工结构。
1927年（民国16年），任太湖流域水利工程处副总工程师。
1929年1月（民国18年），任浙江省水利局副总工程师，兼任着太湖流域水利委员总工程师。
这一年，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导淮委员会。其任务是：在淮河流域所辖的河南、安徽、江苏、山东四省掌管河流域测量，改良水道，发展水利及一切款、征地、施工事务。按工区设立工程局、处，从事辖区内的导淮事业。
这一年，应李仪祉先生之邀，汪胡桢加入导淮委员会工务处，参加导淮工程建设。1931年导淮委员会聘任汪胡桢担任工务处设计组主任工程师，编制《导淮工程计划》，利用英国退还的庚子赔款，设计、建设第一期航运计划中的邵伯、淮阴、刘老涧三个船闸。
1931年（民国20年）夏，江淮大水，灾民遍地。10月，汪胡桢调任国民政府济水灾委员会第十二工局局长、工程局主任工程，主要利用美国小麦，开展以工代赈，修复淮河西起正阳关、东抵五河的淮河堤防工程。期间汪胡桢的人事关系仍保留在导淮委员会。
筹组学会
推翻满清政府进入民国之后，全国水旱灾害日益频繁，一方面“逊清以降，水政废弛，川渎乱轨；延及民国，无一设施”，另一方面，水利界专家却分散于各行政系统，相互间的经验和学识无法交流。
为尽力促进全国水利建设，力争改变水利形势日益破败的现状，水利界有识之士积极呼吁，开始酝酿成立学会组织。
1915年（民国4年）11月，皖淮水利研究会成立，其宗旨：为集合皖北沿淮各县士绅入会研究地方水利，兼备导淮工程之咨询，并代表皖淮人民有关水利之请愿。
1917年（民国6年）9月，江苏水利协会成立，其宗旨：为淮河、太湖及地方水利问题进行探讨，并在1918年3月创办了《江苏水利协会杂志》，1926年止。
1918年（民国7年）3月，在天津成立顺直水利委员会，以熊希龄为会长，主要负责海河、黄河流域的水利行政。
1928年（民国17年），顺直水利委员会改为华北水利委员会，著名水利专家李仪祉任委员会主席。李仪祉先生曾与北洋大学教授、水利学家李书田商议希望能共同发起组织中国水利工程师协会。
1929年（民国18年）1月，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导淮委员会，李仪祉先生南下主持导淮大业，组织协会之事，暂时搁置。
1930年（民国19年）9月，导淮委员会在南京举行导淮计划讨论会，国内水利专家多应邀出席参加。在讨论完导淮计划后，李书田提议从速组织中国水利工程师协会，并请当时住京（南京）的水利同志承担筹备任务。
1931年（民国20年）4月中旬，民国国务会议议决建设委员会所管辖之水利机关悉行移交内政部主管，内政部先后电召水利专家李书田及孙辅世等来京以备咨询。于是在南京的水利工程同仁们商议正式组建中国水利工程学会，以实现多年未竞之夙愿，汪胡桢就是学会发起的组织者，筹备工作的参与者和主要任务实施者。
中国水利工程学会以“集合全国水利人才之精力，求解中国今日之水利问题”为号召，以“联络水利工程同志，研究水利学术，促进水利建设”为宗旨，1937年3月学会宗旨更改为“联络水利工程同志，研究水利工程学术，协力促进中国水利建设”，此后该宗旨一直承袭未改。
1931年4月22日，“中国水利工程学会”成立大会在导淮委员会大礼堂举行。在成立大会上，李仪祉被推选为中国水利工程学会会长，李书田担任副会长，张自立为总干事，茅以升、陈懋解、沈百先、张含英、须恺和孙辅世六人被选为该会的董事。学会设立了出版委员会、会员委员会和介绍委员会三个特种委员会，分别由汪胡桢、洪绅和李书田出任各该委员会的主席。
中国水利工程学会第一至六届，会长均以李仪祉为会长，李书田为副会长，张自立为总干事，1938年李仪祉逝世后，其会长职务由李书田代行。其中，汪胡桢从第二届起加入董事会，至第十届。
第七届，沈百先为会长，汪胡桢为副会长，徐世大为总干事。
第八届，沈百先为会长，孙辅世为副会长，徐世大为总干事。
第九届，沈百先为会长，须恺为副会长，徐世大为总干事。
第十届，须恺为会长，沈怡为副会长，杨保璞为总干事。
第十一届，须恺为会长，沈百先为副会长，朱士俊为总干事。
关于中国水利工程学会年会召开的时间、地址、主持人和议题情况大致如下：
第一届，1931年8月，南京，主持人李书田，主要议题统一全国水政；
第一届，1932年，南京；
第三届，1933年10月，杭州，主持人李书田，主要议题设立水式试验所；
汪胡桢与中国水利工程学会
汪胡桢为左起16位
第四届，1934年11月，镇江，主持人李仪祉，主要议题灌溉需水量、水工设计标准和各河流洪峰；
第五届，1935年11月，天津，主持人彭济群，主要议题水利进步，科学为功，立科学基础；
第六届，1936年10月，西安，主持人李仪祉，主要议题水利工程学理探讨与陕西水利；
汪胡桢与中国水利工程学会
二排中间穿黑色长衫（左）者为李仪祉先生
第七届，1941年10月，贵阳，主要议题贵州水利问题研讨；
第八届，1942年8月，兰州，主要议题西北水利；
第九届，1943年10月，桂林，主持人沈百先，主要议题广西水利与水力发电；
第十届，1945年6月，重庆，主持人沈百先，主要议题川境水利与战后水利建设；
第十一届，1945年10月，南京，主持人须恺，主要议题黄河治理规划和西北水利问题。
主编《水利》
学会成立后，汪胡桢长期担任出版委员会主席（后称委员长），委员会前期主要负责编辑出版《水利》会刊，每月一期。
汪胡桢为创办和发展《水利》刊物，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和劳动，他在《水利》创刊号（1931年第1卷第1期）的《编辑者言》中写道：
吾国水利工程界同志，向无联络之机会。各学其学，各事其事，彼此不相闻问，淡然若忘其为兴利弭灾之急先锋者，此吾同志之过也。
今幸吾同志及时自觉有中国水利学会之组织，并首先谋及出版月刊，使吾同志之所思所学所事所成就，皆得藉本刊以表见。
学理因切磋而益显，事业因互助而益宏，行见中国水利学问与事功均因时而俱进，则此刊为不虚矣。
汪胡桢办刊的宗旨非常明确，在办刊过程中忠实地按照宗旨，勤勤恳恳地完成每一期刊物的编辑出版任务。汪胡桢在创刊号上带头撰写文章，以《一年来世界之水利工程》介绍国外水利工程发展情况。
1986年6月16日，中国水利学会成立五十五周年纪念大会在北京举行，会后水利电力出版社编辑出版了《中国水利学会成立五十五周年纪念专集（1931～1986）》，其中有一篇汪胡桢先生题为《出版〈水利〉月刊的回忆》的文章，他对《水利》月刊和所编辑出版工作作了较为翔实的叙述，从中也能看出他对中国水利事业的执着、热爱和奉献，为水利学会的学术交流平台起到了桥梁纽带作用，当然还有许多的不易和艰辛。以下直接引用原文来解读汪胡桢先生为《水利》月刊作出的贡献。
《水利》是中国水利学会的前身中国水利工程学会的会刊。中国水利工程学会于1931年4月22日成立于南京，在会章中订明设出版委员会，大家就推举我为其主任，并决定出会刊，名《水利》，每月出版一期，因是年下半年只能出版六期，故定《水利》每六期为一卷，合订精装后，成一本十六开的书刊。
为了开风气之先，《水利》仿照外文刊物格式，横行排版，文字中设圈点以便阅读。《水利》创刊于1931年7月、停刊于1937年7月（抗战胜利后又曾复刊），恰与日寇侵略中国战争的9.18和8.13两个重要日期相符合。
汪胡桢与中国水利工程学会
1938年《最新南京地图》
《水利》编辑部无固定的设置地点，先在南京，后迁蚌埠，再还返南京，几乎随我的工作地点而定。故有人开玩笑地说编辑部是旅行编辑部。
开始工作，我在南京东厂街的导淮委员会任设计主任工程师，故《水利》编辑部就设在那里。地近明故宫，滨秦淮河，据说是明初皇室所用太监的宿舍所在，房屋很多，都是砖木所构的平房。
导淮委员会拔给出版委员会房屋两间，一作编辑室，一作存放图书的书库，并派一名干部（名徐砚农）作为我的助手。凡是清原稿、校对出版、发行会刊、跑印刷所，都由他一人担任。我则负责征稿、改稿、编辑的责任。
徐砚农大部分时间都在导淮委员会工作，仅在后期，我任全国经济委员会水利处设计科长时，这些助手始随我在铁汤池全国经济委员会工作，以省我去东厂街奔走之劳。出版委员会的通信地点也迁到梅园新村三十号我的住所。日寇占领南京后，扩大明故官的飞机场，东厂街包括在飞机场的范围内，故编辑室和书库荡然无存。
1934年3月《水利》月刊（第六卷3期）上的通讯地址，是汪胡桢开发的梅园新村中自己的住房，解放后改为中共代表团梅园新村纪念馆
《水利》创刊时，每期印一千册，除赠送学会会员外，余书很多，都收藏于书库的书架里，后请各地方分会与所在的书店接治零售，而且会员的数目逐渐增多，《水利》的印数始逐渐增加，存在书库中的旧刊也获售出。
是时，上海、北平、西安、开封、济南等处均有旧书店荟萃的市街，我每次出差到这些城市，总选购水利书籍，携回编辑部。
南京状元街也多书铺，为我经常光顾的地方，各书商每购进水利书刊，即首先请我收购。我因水利古籍流通不广，恐将散失湮没，我就发起选择一些书籍，排印或影印为《中国水利珍本丛书》，书型较小，为三十二开袖珍本，书的封面均请国内著名书法家书写，每月一册，随《水利》分赠会员，每本都打出纸型，以备再版。
但不幸出版不多册，即遭日寇侵略，所有印成的《水利》及纸型都因战事荡然无存。刊印《中国水利珍本丛书》时，我以《正续行水金鉴》卷帙浩繁，不易排在珍本丛书内。适上海商务印书馆正在出版《万有文库》，我乃专程去上海一行，面晤文库主编王云五先生，请把《正续行水金鉴》刊入《万有文库》内，以广流传，得其同意。不久《正续行水金鉴》即全部出版。
《水利》开始出版时，稿源很紧，需由我不断发函征求，其后会员渐众，稿源始逐渐通畅。尤其因为有不少会员出国留学，全国经济委员会水利处又考选几批学生出国实习，我都委托他们报告国外水利情况，《水利》稿源始稍宽广。当时张光斗同志正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实习灌溉工程，投稿尤多。当时限于经费，所有投稿均不支稿费，仅在登載后，多赠月刊几本，作为酬谢。
《水利》停刊已近半个世纪了，我也垂垂老矣，记忆力衰，为响应明年中国水利工程学会五十五年纪念，略述往事如上。
《水利》，对交流水利科学知识，提高水利技术水平，团结广大水利工作者，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也为研究民国时期水利史和学会史，提供了宝贵的历史资料。
《水利》的内容，除登载会务消息、动态、启事等以外，主要篇幅是刊登学术论文，专载水利之论著、计划、译著、时闻等。还出版有灌溉专号、导淮专号、水利行政专号、北方大港专号、年会论文专号、黄河堵口专号以及泥沙专号等9个专号。
1945年9月，学会随导淮委员会返都南京，在出版的双月刊中，还增加了董事会纪录、分会消息、会务报道等内容。所刊内容十分丰富，水利技术涉及领域十分广泛。
《水利》如按所刊文章的性质，可以细分为：国内水利史研究、国外水利科技介绍、水利学原理探讨、水利应用与对策性研究、普通类文章、调查报告、水利新闻、工程概要等。
国内水利史研究方面：从1936到1937年的《水利》月刊中，连续刊载茅乃文先生所著《中国河渠书提要》，达十四篇之多；在《水利》月刊第11卷第2期的《河渠书提要》中，篇首所列为明代潘季驯所撰《河防一览》、《河防奏疏》等论著，继则杂以若干清人著述，以至于前后各期著录书目不相衔接；有武同举的《河史述要》、《宋元明代之黄河》，沈宝璋的《黄河治导略史》，及其它水道诸如济水、汴河等的考证性成果。
国外水利科技的介绍方面：有方修斯的《船闸节省水量之设备》、《船闸之计算法》、《人工水道概论》、《运渠之构造》、《运渠需水量》和《治河通论》，Rehbock的《闸坝下游河底冲刷之避免》，E.W.Lane的《冲积河槽之安定》以及李仪祉的《论德国堵塞决口法》等论文。
应用与对策性研究方面：以各种治水计划和方案最为多见，代表性的有华北水利委员会的《海河治本治标计划大纲》，河北省建设厅的《黄河治本方案》，汪胡桢的《津黄段运河通航初步计划》和《整理运河工程计划》以及水利处的《鄱阳湖星子至湖口间深水道工程计划》等。其中汪胡桢的《整理运河工程计划》一文，则分从计划概要、资料与理论、测验项目、工费估计、施工程序及效益等方面，对该整理计划作了阐述。
《水利》，针对导淮的研究性文章还有许多，1933年第2期“导淮专号”，主要是汪胡桢先生撰写的文章，有《导淮经高宝湖入江之研究》《导淮经射阳湖入海之研究》《导淮经废黄河入海之土方估计》《导淮经盐灌河入海之土方估计》。
此外，汪胡桢先生还撰写有《贷款兴办皖淮水利工程之试行》（1933年第4期）；《洪泽湖之操纵与防制淮洪》（1933年第6期）；《皖淮工程局水利计划建议书》（第4卷第6期）；《整理霍邱县城西湖计划书》《淝浍区域水利工程计划草案》《沱浍区域下游堤圈计划草案》《导淮经高宝湖入江之研究》《导淮经射阳湖入海之研究》（第5卷第1期），几乎把淮河的主要干支流全部研究了一遍。
《水利》月刊的发行，改变了此前我国水利工程界同仁“彼此不相闻问”的旧状，使各会员平日之所思所学，皆得藉会刊以表现之，且“学理因切磋而益显，事业因互助而益宏”。
《水利》自1931年7月至1948年3月，累计出刊15卷89期（每6期合为一卷），据统计，共刊登各类文章500余篇。
其中，汪胡桢先生亲自主编了自1931年至1937年的13卷75期（第十三卷只有3期）。据不完全统计，在这75期中，汪胡桢撰文就有40余篇，几乎每月都有学术论文发表。
水利丛书
中国水利工程学会对于“水利丛书”的编译十分重视。早在1931年8月，李书田就曾呼吁：“水利书籍之编译具有极大之价值，而待学会同仁今后之继续努力。”
1933年10月的第三届年会，则决议由学会联合国内其它工程学术团体，函请教育部国立编译馆罗致工程人才，尽先办理工程书籍编译之事宜。此后，第五届年会又特别通过了“本会应筹备编译全国水利丛书，以便研究而利学校参考及水利建设”的提案，并交出版委员会负责筹备。
可以说，“中国水利工程丛书”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应运而生的。
由于现代水利工程学术日新月异，学会在既发行水利月刊以介绍新知，并辑印水利珍本丛书以存古学，犹恐不能满足国内学子对于水利学术之渴望，又决定刊行水利工程丛书。在书目的选取上，凡属于水利工程范围内之创作及译著，均得列入该丛书加以出版。
为鼓励会员的学术研究，出版委员会还特别承诺书刊发行后当酌送其版税。
抗战前夕，出版委员会组织编印了《中国水利工程丛书》，以便水利界同人共同研究参考水利建设。
其中，由全国经济委员会水利处所编《抢险图谱》，中国水利工程学会印行。但从《水利》月刊1935年第9卷所载《抢险图谱》一文来看，应为汪胡桢所著无疑。该书内容有：抢加堤顶、抢修堤身渗漏、抢修堤坡坍溃、防御风浪冲击、抢护漫溃堤防、埽工抢险六类，列举经验有效方法五十余种，每种均绘图并说明其适用范围、材料及建筑方法。因此，该书又被誉为“汛期中之惟一导师”。
学会还单独出版了汪胡桢的《整理运河工程计划》，这是汪胡桢和戴祁工程师从杭州到北京，竭两载之力实地踏勘考察，搜集工程资料而作成，为整理运河之南针，全书均用米色道林
纸精印，附插锌板图二十九幅。
还有汪胡桢的《古代土工计价法》，李仪祉的《陕西之灌溉事业》等论文，这些书籍的次第出版，为水利工程人员的学术研究和经验交流提供了便利。
中国水利工程学会在编译水利工程丛书的同时，不忘对我国水利古籍进行整理和校印，显示出学会“学无新旧，艺无中西”的学术理念。
其实，早在1934年（民国23年）11月的学会第四届年会上，就已通过了“搜集旧水利河工书籍，请书局翻印”的提案。因此，“水利珍本丛书”的刊印，是为贯彻先前决议的体现。
《中国水利珍本丛书》由汪胡桢、吴慰祖合编。主编有一段略述：
水利技术随时代而演进，故鉴其往迹可知来者，未能以其为陈，而怨之也。本会既发行水利月刊，以传布新时代之经验与学理，犹恐古籍日沦，以致先民胼手胝足之成绩，与前代兴废得失之故，不能表彰。爰按月校订河工水利书一册，以赓流通。
在书目的选择上，以我国古代河工水利书籍足供后人观摩者为率，随选随刊，不拘先后。
自1936年1月起，每月出书1册，预定每年12册为一辑。这套丛书，由中国水利工程学会，1936～1937年（民国25～26年）排印，计有2辑11种。
第一辑，包括7种：
〔元〕沙克什（瞻思）《河防通议》2卷
〔元〕欧阳玄《至正河防记》l卷
〔明〕刘天和《问水集》6卷附《黄河图说》l卷
〔明〕潘季驯《河防一览》l4卷附存1卷
〔清〕康基田《河渠纪闻》31卷
〔民国〕赵尔巽等《清史·河渠志》4卷
〔清〕丁显《复淮故道图说》1卷附《请复河运刍言》l卷。
第二辑，包括4种：
〔清〕李世禄《修防琐志》26卷
〔清〕李大镛《河务所闻集》6卷
〔清〕靳辅《靳文襄公治河方略》10卷首1卷，附录1卷
汪胡祯、吴慰祖另编辑了《清代河臣传》4卷，补遗1卷，附录1卷。
并重刊了《河渠纪闻》、《治河方略》、《问水集》等。
可以说，汪胡桢对中国水利工程学会发展所起的作用极为重大，其所做的贡献难以估量，在南京政府迁都重庆之前，几乎一直扮演着水利工程学会联络的平台媒介，始终主导着学会的编剧和导演的角色，承担起了学会技术业务工作运作的全部责任，为中国水利工程学会出谋划策。
1936年（民国25年），汪胡桢先生在中国水利工程学会第六届年会上，起草了《中国水利工程学会职业道德信条》七则：
一、应绝对相互尊重职业上的名誉与地位；
二、无论处于何种环境之下，应极端尊重技术上应有之人格与操守；
三、不得违反科学论据，提出或施行任何工程计划；
四、搜集及分析技术上之资料时，应绝对的忠诚；
五、对于任何水利主张，有相反之论断时，应作善意之商榷，不得作恶意攻击；
六、任何人员对于水利有错误的主张，不得率意附同；
七、对会员或其他水利工程师工作，应尽量协助，不得牵制或排挤。
这不满200字的简短守则，勾画出水利工程技术人员应该具有的科学立场和伦理道德标准，反映了汪胡桢先生为振兴中华水利的忠贞意向和竭诚追求，也可以说是水利界乃至整个工程界应当继承和发扬的精神财富。
南京政府迁都重庆之后，在南京沦陷的前三天，汪胡桢先生迁居上海，在法租界仍然从事着水利方面的丛书编译出版工作。
1938年（民国27年），受中国科学社之聘，在上海组织翻译出版了奥地利工程师旭克列许的《水利工程学》，分订成5卷，以便读者选购。1948年9月，该书由水工图书出版社出版。
书中内容共有11篇，气象学、水文学及水力学、土壤学及土力学、材料学、给水工程学、沟渠工程学、闸坝工程学、水力发电工程学、农田水利工程学、河工学、渠工学，并附图2000余幅。对各种水工建筑物讲述十分明白，插图又多，很受水利界读者的欢迎。
说到汪胡桢的译著，在期间汪胡祯还与顾世梅等7人还合译了《实用土木工程学》丛书。这套丛书，收录了12篇译著。1940～1947年（民国29～36年）中国科学图书仪器公司出版。
内容有：《静力学及水力学》、《材料力学》、《平面测量学》、《道路学》、《铁路工程学》、《土工学》、《给水工程学》、《沟渠工程学》、《混凝土工程学》、《钢建筑学》、《房屋及桥梁工程学》、《工程契约及规范》等，原件均以1938年版美国技术学会出版的土木工程丛书最新版本为蓝本。
汪胡桢与中国水利工程学会
其中《铁路工程学》和《土工学》是汪胡桢先生的译著。
工程师手册
上海沦陷后，汪伪政府接收上海各大学，有志气的教师都纷纷离校。
汪胡桢邀请了一部分土木系教师，在中国科学社开会，决定闭门编纂《中国工程师手册》。先编基本、土木、水利3卷，再编机械、电机、化工、纺织4卷。
汪胡桢为主编，规定了内容及编著体例，各位教师和在上海的河海同学担任著述。
因时局动乱，中国科学图书仪器公司不愿负责出版发行。于是汪胡桢又组织集资数万元（基本上是自己独资），组建厚生出版社出版。
此书开始编著后，汪胡桢闭门著作，独自一人写稿，字数占手册前3卷的一半。
从钱宗贤为汪胡桢编纂的《中国工程师手册》作跋所述得知，汪胡桢曾借用了钱宗贤的旧房，著书、出书，主要靠一人之力，勤奋敬业、术业专攻，凡事亲历，难能可贵，读后不得不想抄录，以为榜样学习，叹如今有几人能及。
跋言：
余久闻汪胡先生名而未得见，戊寅来沪上，始遂识荆之愿。嗣先生以凭居期满（慕尔名路即念茂名南路），正傍徨无计，余适移居景华新村（钜鹿路820弄39号），乃空其三楼以迎先生，于是始得朝夕晤对之乐。
时先生方主编中国工程师手册，集编纂撰著校雠三事于一身，自课甚勤，恒漏夜不休。斗室之内，书册纵横，丹铅狼籍，怡然处其中，三四年如一日，虽时有断炊之虞，不顾也。
余尝为屈指计，全书三百余万言，若以铅字排比成列，长可达二十里，每一纵览，亦非三百小时不可，而先生辄校读三四次，不可谓不敂矣。
先生虽罗织厚生出版社以董刊行之事，然以限于经费，故别无职员，自经理以下，以逮编辑，校字，会计，栈务，送书邮等职务，先生咸以一人兼之。
先生以是书之成功，皆各门同志分工合作之效，乃复联络各地学者，续编机电化工手册。虽未喻其旨者，颇加阻挠，以妨其成功，惟先生以诚毅处之，故未及期年，而成稿已逾五百万言。
茲乘本书前三辑汇订之际，爰摭拾见书其后，以谂世之读是书者。
一九四四年十月，钱宗贤
汪胡桢在《中国工程师手册》绪言中，对手册编制的意义，对中国工程技术奋起直追的渴望，对当时科学出版物太少、科学普及不足有着深深的担忧。从另一侧面也反映出：
国家兴亡，匹夫有则的坚定信心和义不容辞，系于今日，系于自身，已不容我辈各自为政，分散实力。
此书之作，集各工程学科于一炉，虽谓为我辈团结之滥觞，亦不为过矣!
再摘录两段绪言如下：
夫工程师手册，先进诸国靡不有之，所以将一时代工程学之造诣，本国之规格法式，提要钓元，泐为一书，以为设计施工之助。盖不仅足以津迷后学，凡为工程师者，几莫不人手一册，视为枕中鸿实也。越若干年则修订一次，如Trautwine一门三代，相继主编，Hutte则80余年间，迭出至26版，为世界艺林之佳话。
我国工程建设，进步较迟，然近年来急起直追，正孟晋不已。
土木与水利工程，尤为前驱，故3辑之刊行，或亦可以稍为我国经济复兴之助。
惟是书之作，在国内尚为创举，可以师承之书甚少，兼以适值战时，国人新著无由寓目，实地资料复难搜求，故其中若干编，仍不能不以国外名著为蓝本，是则有待来日为之修订补充耳。
……
我国科学出版物尚廖若晨星，不及欧美各国远甚。
历来国人所诵习者，大都为西文书籍。若长此不图，恐科学思潮，将永无渗入社会内层之一日，而我国学术界亦将永为别国所支配。
同人等，兴念及此，不寒而栗。
爰不揣谫陋，著此书以问世，明知率尔操觚，无当于博雅君子，且疵谬之处，定不在少数，惟冀绩学之士，视为引喤，竞出珠矶，以饷国人，一洗倚赖外国文化之耻。
同人等，实不胜引领之至！
绪言表露出汪胡桢对我国科技振兴的肺腑之言，也是后来为什么汪胡老要坚定走科学自主道路，崇洋不媚外，建设具有中国时代特色水利工程的佛子岭连拱坝，显示了中国人民的智慧和力量。
《中国工程师手册》，分编为基本、土木、水利3册。
基本手册，内含算表、算学、高等算学、物理丛表、化学、应用力学、材料力学、应用流体力学、测量学、工程地质学、工程契约、换算表。
土木手册，内含工程材料、材料试验、结构力学、土力学、混凝土、圬工、钢结构、木结构、土工、基础、隧道、土木机械、道路、铁路、登山铁路、高速铁路、房屋、都市规划、航空站。
水利手册，内含水文学、闸坝工程、灌溉工程、排水工程、河工学、渠工学、发电水力、海港、给水工程、阴沟工程。
其中，汪胡祯执笔编写的有12种：
算学、高等算学、换算表、结构力学、土工、基础、房屋、水文学、闸坝工程、发电水力、给水工程、灌溉工程。
合作编写的有：圬工。
《中国工程师手册》，钱宗贤为著，汪胡桢为主编。各编均曾以单行本形式出版发行。
《中国工程师手册》共分A、B、C三册。其中A册为基本，B册为土工，C册为水利。前3卷陆续分册出版，最后制成合订本。1944年（民国33年）由厚生出版社初版，1946年（民国35年）由商务印书馆重印，1947年12月第一版
汪胡桢主编出版的《中国工程师手册》，使中国工程师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工具手册。
从《中国工程师手册》纵观汪胡桢的一生，除了水利、教育方面的成就外。他还涉及很多领域，有些几乎无人知晓。如早在上世纪20年代末，就提出的地皮沉降问题、城市建设“新村”概念等。其中在《中国工程师手册》中还有高速铁路、高架、地铁的引进介绍。
在土木编第九册，第14～16编中介绍了铁路工程、登山铁路、高速铁路。在第16编中详细介绍了高速铁路。
在大都市中，晨夕有数十万人之同时往返，自不能无充分之大量输送车辆以应付之，而车辆驶行时间之缩短，尤为当务之急，所以高速铁路乃应运而生，又如在鄰近之两都市间，旅客幅辏，加之郊外来往之旅客，势必须高速大量之运输，方可济事，于是高速铁路之建筑，乃刻不容缓矣。
高速铁路这编，共分十章82页，每章分数节详细介绍，列图、公式，设计计算等。现将十章登录于下：1序论，2高速度铁路之计划，3地下铁路之构造，4車站之构造，5高架铁路之构造，6路线，7防水，排水及通气，8接电方式及安全装置，9建设费用，10立体交道叉。
现代高速铁路动力、车速、拖挂车厢、里程长度，与过去虽不能同日而语，但高铁、地铁、高架工程的土建技术与设计，首次入编在《中国工程师手册》上，率先把高铁技术介绍到中国。
汪胡桢“水利报国”“科技兴国”的一生抱负，始终走在了时代前列。
新中国成立后，他仍然热心参与水利学会的各种活动，历任中国水利学会理事、常务理事、名誉理事。他不顾年老体弱，经常参加学会组织的各种会议，多次发表学术论文或学术见解。
由于视力衰退，两手发颤，看书、写字都非常困难。但他每次学会活动，只要得到通知，他都认真地准备发言。左手拿着放大镜，右手执笔，颤颤悠悠，一笔一画地写发言稿，他写得很慢，每写一个字都要比常人付出多倍的精力。但他仍坚持自己写，字写得很大，有时一页纸写不到100个字。
据原水利学会副秘书长梅昌华回忆：“每当我们在整理他的发言稿时，看着一个个变了形的字迹，就像摸到了老人为祖国水利建设而殚精竭虑的一颗拳拳之心。”
1989年春节前夕，中国水利学会举办了一次春节联谊会。汪胡桢因病未能出席，但他还是特意为会议写了一首七律《向中国水利学会新春联谊会赋诗》：
“江河水利起飞云，与国同庆四十春。九曲黄龙能顺轨，八方绿亩得甘霖。应兴水电开三峡，更使梯航贯五津。愿与群英齐努力，路遙任重有知音。”
晚年的汪胡桢说：“我最大夙愿，就是祖国‘四个’现代化的蓝图早日实现，让祖国的科学大坝早日竖立起来，这一天我可能看不到了，但是，如果我能化一块石子、一把泥土，筑进科学大坝，我在黄泉之下，也会感到欣慰和自慰。”
原全国政协副主席、原水利部部长钱正英在追悼他的文章中写道：“他毋需留下更多的遗言，他留下的是毕生的事业，他给的是一个中国科学家的光辉榜样。”
如今我国“十四五”规划，南北调配、东西互济的全国高铁网建设“八纵八横”，全国水利骨干网“四横三纵”，无不告慰着汪胡桢生前的夙愿。其中就有中国水利学会传承水利技术结出的丰硕成果。
记住一件有益社会进步的事件，更应该让社会记住为此做出贡献的人！
